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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于2015年入职广州某包装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包装公司），在生产部门从事操作工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2020年10月16日8时左右，胡某上完夜班回家后感到身体不适，后因脑干出血、心脏停搏，经医治无效死亡，年仅41岁。
胡某上有年迈母亲，下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妻子无经济来源。胡某的法定继承人提起诉讼，认为某包装公司安排胡某长时间加班加点，胡某生前12个月中有绝大多数月份加班工时超过100小时，每天加班时间最长8.32个小时、最短2.25小时，发病死亡当月仅半个月已完成188.7小时工时。
该继承人认为公司忽视保障胡某身体健康的基本责任，侵害了胡某的生命权、健康权，最终导致胡某病亡，要求某包装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胡某死亡前一年期间内，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及月工作时间均已远超法律规定的上限。某包装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负有保障包括劳动者身体健康在内的劳动权利的义务，但其经常性地安排胡某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上限进行加班，显然存在侵权行为。
胡某从事的岗位虽经当地人事劳动局批准实行非标准工时制，但某包装公司没有按批复要求制定工时管理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而是根据工作需要随意性地、经常性地安排胡某加班。
且在胡某多次向主管发微信表示“累死了、干不动了、我要休息”等情况下，某包装公司仍罔顾其诉求，不顾胡某身体健康状况，持续安排胡某加班，故其对胡某的长期加班，健康权、身体权无法得到基本满足存在过错。
根据胡某长时间超负荷加班、多次拒绝加班表示需要休息，以及其发病当天上完夜班后回家感到身体不适这一过程的紧密度，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胡某长期加班与其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排除。
综合考虑胡某年龄状况、发病时间、救治情况、工作状况，以及其疾病发生原因的多因一果性和一定的偶然性，在该案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院根据某包装公司的过错程度、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公平合理原则，酌定由某包装公司对胡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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