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4日15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宣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被告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上诉）一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莫焕晶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莫焕晶及其辩护人，检察员到庭参加宣判。被害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与旁听。
审判长宣读本案二审刑事裁定书。该刑事裁定书显示，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莫焕晶放火、盗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关于上诉理由、检辩意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判分析如下：
（一）关于莫焕晶有无放火的主观故意。首先，莫焕晶在案发当晚赌博输光钱款后，自身经济状况已陷入无法自救的困境，结合其通过放火再救火以博得感激再次借款的供述，足以证明莫焕晶有故意放火的犯罪意图。其次，手机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明，莫焕晶使用的手机在案发前一日中午、午后及案发当日凌晨2时11分至4时18分，多次搜索有关打火机燃烧、爆炸，家中窗帘或电线起火以及火灾原因、火灾图片、火燃烧速度、火灾刑事责任等关键词信息。前述手机搜索记录，足以证明莫焕晶有放火预谋。再次，莫焕晶故意用打火机点火，引燃书本及客厅窗帘、沙发等易燃物，最终引发严重火灾，其点火行为明显属于故意的放火行为。第四，根据消防部门认定，现场起火点位于客厅南部中间偏西位置，该处即被烧毁的靠阳台一侧沙发、靠主卧一侧窗帘的位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该处沙发、窗帘系最早起火的屋内物品，而按照莫焕晶关于先用打火机点书本，以为书未被点着，再寻找报纸点火的过程中发现窗帘起火的辩解，反映出其具有放火的坚定意志，也没有中止放火的意图与行为，更没有有效防止火灾的发生，其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故辩护人提出莫焕晶只实施点火行为、没有放火故意，引燃窗帘系意外起火、应定失火罪，放火存在中止行为的意见，显然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二）关于莫焕晶主观上对本案后果的发生是否系过失。本案中，莫焕晶在4时55分许故意放火，朱小贞在5时04分35秒许报警，而莫焕晶在5时10分51秒许才报警，比朱小贞报警时间迟了6分钟，莫焕晶故意用打火机点书后，唯恐没有起火，又去寻找其它引火物，蓄意形成火灾的意图明显。故意放火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系常识，其对本案造成的严重后果并非没有预见，而是明知会造成严重后果仍听之任之，故莫焕晶对本案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并非过失，而是持放任态度，莫焕晶及其辩护人提出莫焕晶主观上对本案严重后果系过失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三）关于莫焕晶有无施救行为。莫焕晶在被害人朱小贞的要求下拨打过119报警、拿过榔头、向到场保安求救、由保安带至一楼后在业主电梯口欲和消防员一起上楼并提供房卡给消防员用于通行、联系被害人亲属告知家中起火情况以及向部分被害人亲属、邻居告知屋内有人员被困情况，可以认定莫焕晶在起火后有一定的施救行为，但没有有效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莫焕晶关于拿过屋内水桶欲救火、搬开保姆房门外杂物、按过保姆房外火警报警器、用榔头击打女孩卧室卫生间玻璃等辩解与在案证据证明的情况不符。辩护人提出的莫焕晶于5时08分按下手动报警器的意见，亦与消控记录反映事实不符。
（四）关于莫焕晶放火罪是否构成自首或坦白。莫焕晶虽然在火灾发生后按照被害人朱小贞的要求拨打119报警，但其只是向公安机关反映现场发生火灾的事实，并非主动承认自己放火犯罪事实。且在莫焕晶报警前，被害人朱小贞本人及相关群众已多次报警，故原判认定莫焕晶报警并无实际价值适当。虽然莫焕晶逃至室外到起火建筑楼下没有离开，但在案证人证言反映，莫焕晶在他人询问起火情况时，并未向他人告知系自己放火，在被公安民警带至派出所接受询问时，亦未交代放火行为，故其虽于案发后在现场楼下等候，但并无投案的主观意愿，不属于在现场等候投案。另外，公安民警系在询问莫焕晶过程中，发现其神情紧张，经同意并亲自输入手势密码后才查阅其案发前使用手机的情况，在其使用的手机内发现搜索、浏览有关火灾、打火机自燃等网页内容记录的情况下，确认其有实施放火犯罪的重大嫌疑，并于当日12时40分对其刑事传唤。莫焕晶系在民警对其讯问时，连续提示其案发前异常行踪和行为并进行思想教育的情况下，才交代实施放火行为的主要犯罪事实。因此，辩护人提出莫焕晶在公安机关尚未掌握放火犯罪主要事实之前主动交代构成自首、公安机关查看莫焕晶手机违法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但鉴于莫焕晶能在讯问中交代本人放火犯罪事实，可以认定其对所犯放火罪具有坦白情节。
（五）关于公安消防救援与本案严重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产生，只有当外力的介入加重或者促进这种结果的产生，才能认为是刑法上的多因一果。在案证据表明，本案不存在这种情况，莫焕晶的放火行为是导致本案后果发生的唯一原因。公安消防部门进行消防救援系阻断或者减少火灾损失的行为，是一项法定职责，如果不尽职尽责，应当承担责任，但从本案看，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这一点。在案证据反映，公安机关119指挥中心、110指挥中心从2017年6月22日5时04分开始陆续接到被害人朱小贞及相关群众的报警。杭州市公安消防局于5时07分立即派出消防员、消防车赶赴现场，并于5时11分到达案发小区北侧正门。在小区保安带领下，破拆铁门跑步进入着火建筑底部，于5时16分携带灭火救援装备进入着火建筑。5时30多分，发现水枪射程由10米降到不足2米，不能满足灭火需要，火势从5时36分开始逐渐增大，消防员立即通知物业检查消防泵运转情况，并于5时40分按下室内消火栓远程启动按钮，但消火栓泵仍未及时启动。消火栓泵于5时45分启动后，水压仍然不能满足灭火需要。消防指挥人员发现小区消火栓水泵接合器阀门锈死，一方面联系供水部门为案发小区附近市政供水管网加压，另一方面及时指令消防员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带，并于6时15分许完成水带铺设工作，实现水带供水，得以逐渐控制火势。大火在6时48分左右得以基本扑灭，4名被害人被搜救发现并移交医护人员。在案证据证明，内攻消防员进入着火现场后，系同步开展灭火和人员搜救工作。在不具备直接救人条件的情况下，消防员必须以有效控制火势为前提，继而为救人创造条件，综合本案的火场环境和房屋结构，内攻消防员不存在先救人、再灭火的客观条件。在被困人员被搜救发现前，相关消防员、物业工作人员对被害人亲属、现场群众关于有无搜救到被困人员的询问作出否定性回答，与4名被害人直至火灾扑救末期才被搜救发现的事实并不矛盾。4名被害人直到火灾扑救尾段才被发现，与4名被害人被困位置离入户门较远及现场火势大有直接关联。综观本案火灾的扑救过程，消防人员履行了法定职责，救援符合规程，不存在失职、失误、拖延的情况。火灾救援时间延长，是由于水压不足、水泵接合器阀门锈死等客观原因造成。此外，在案证据还证明，被害人朱小贞于当日5时04分35秒许、5时05分55秒许、5时08分52秒许3次拨打110或119报警，通话录音显示朱小贞最后一次通话时间为5时11分48秒许，当时其说话、呼吸已十分困难，通话期间没能再回答120调度员的问询，通话过程中也没有听到小孩子的声音，由此可以推断朱小贞及其3名子女在5时12分均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同时，一审出庭消防专家说明，火灾发生后6至8分钟，火场烟雾一氧化碳浓度一般可达到4%，而一氧化碳浓度为1%时即可致人中毒死亡，火场被困人员如果不能在6至7分钟内撤离，即有生命危险。本案4名被害人在起火后躲至北侧卧室避险，而北侧卧室只有一窄幅落地玻璃窗可以向外平推开启十多公分，排烟通风效果有限。因此，在消防员初次内攻灭火时，4名被害人生存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该情况与公安机关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证明的4名被害人系因在火场中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结论相符。从对4名被害人死亡时间的分析看，4名被害人的死亡是莫焕晶故意放火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以当时的情形，消防救援已经无法阻断这个死亡结果的发生。故辩护人提出消防救援与本案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存在多因一果情形、莫焕晶应当获得减轻刑责和处罚的量刑利益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莫焕晶提出公安消防部门在救援中没有充分体现“优先保障遇险人员生命安全”基本原则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亦不予采信。
（六）关于物业管理存在的不足能否减轻莫焕晶的刑责。消防调查报告、物业消控记录、案发小区部分消防设施维保状态照片及物业工作人员、消防员的证言等证据证明，案发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存在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及消防供水设施运行不正常等问题。根据前述关于本案4名被害人起火后不久即因吸入浓烟陷入昏迷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情况的分析，本案水压不足等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4名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关联。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导致水压不足，水枪不能有效出水，客观上延长了灭火时间，对火灾所造成财产损失的扩大有一定的关联。但物业管理的不足，是莫焕晶放火前已经存在的状态，而非莫焕晶实施放火行为后的外力介入因素，与本案危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多因一果，不能成为减轻莫焕晶放火罪责的法定理由，故莫焕晶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综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莫焕晶故意在高层住宅内放火，造成四人死亡及重大财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其在从事住家保姆期间，在多地多次窃取雇主家中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其一人犯二罪，依法应予并罚。莫焕晶对其所犯盗窃罪行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予从轻处罚。莫焕晶选择于凌晨时分在高层住宅内放火，造成四人死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对所犯放火罪行虽有酌定从轻情节，但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造成的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极大，尚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莫焕晶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作出前述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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